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被视为“能力的集合体”，不仅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在社会塑造及环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钢铁企业正是这种具有“重大经济、社会与政治影响”的“能力的集合体”。钢铁行业直接和间接为全球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未来预期全球钢铁需求持续增长，钢铁产业碳足迹仍将在绝对水平与相对份额上保持上升，推动该行业向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很有必要。
疫情之后，在部分国家政府长期碳减排目标可信度下降、部分关键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出现“承诺倒退”的情况下，钢铁企业的低碳发展动态更显可贵、睿智、深谋远虑。本文汇总并分析了全球超过35家头部钢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动向，特别是他们在减少碳排放和推动绿色技术研发方面的最新举措。数据源自各大钢铁企业的官方网站、上市公司公告、环境责任报告等，旨在提供一个详尽而精确的综述。这些数据包括2023年各公司的粗钢产量、既有的远期承诺目标，以及2024年以来的最新动向，特别关注各企业在“范围1”和“范围2”排放方面的最新情况。
从地理分布来看，我国钢铁产量占世界总量超过50%，其他亚洲地区产能也不少。亚洲地区在全球钢铁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拥有韩国浦项控股集团、现代制铁、塔塔钢铁、日本制铁和JFE钢铁株式会社等诸多知名企业。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地区的钢铁企业虽然数量较少，但在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实践方面更为领先。
通过比较表1信息并综合其他资料可获得如下发现：
一是钢铁企业在可持续发展和战略应对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正在显著增强。特别是自202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开始系统性地构建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负责企业碳足迹的核算和管理。这些公司不仅将减排目标纳入其长期战略规划，还逐步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生产和运营流程中。
二是在“范围1”排放管理方面，钢铁企业的激励机制不断增强。这一方面得益于各国政府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要求，另一方面得益于企业内部的成本控制需求。可以从表1中观察到，大部分钢铁企业都设定了具体的能耗、水耗和碳排放指标，并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来实现相应减排目标。
三是在如何管理“范围2”排放，特别是涉及外购电力的排放问题上，钢铁企业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别。在欧盟，欧盟政府与各成员国层面对高耗能产业实施日益明确的强管制，通过PPA（长期购电协议）采购可再生电力成为当地钢铁行业的一大特点。在美国，由于气候政策目前以“胡萝卜”（以通胀削减法案为牵引推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政策）为主，相应企业发展新的核能、地热、氢能等的热情高涨，希望可以获得政府补贴支持。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而言，其电力部门往往维持“垄断”状态，电网的排放强度较高，绿电绿证采购仍在很大程度上缺乏配套基础设施或者规则不完善。
四是“范围3”排放仍是个很有争议的领域。受下游钢铁采购商需求驱动或者自身产品形象需要，国际钢铁产品市场日益细分，传统钢铁市场与绿色钢铁市场日益分割。比如，安赛乐米塔尔在2024年初推出XCarb®低碳排放产品与商标，在电弧炉中使用100%的可再生电力，以高比例废钢为原料制成产品，瞄准下游对绿色产品偏好的消费者。类似的产品还有日本制铁的NSCarbolexNeutral、浦项控股集团的HyREX、塔塔钢铁的ZeremisCarbonLite、日本JFE钢铁公司的JGreeX™、纽柯钢铁公司的Econiq™-RE，等等。
五是头部钢铁集团对各种传统与新兴减排技术保持开放态度。这些技术包括碳回收与再利用等。目前，相应的研究开发、工业示范项目正在推进。不过，这些技术到底可以形成多大规模依旧存在不确定性。
六是产业链、金融部门、部分股东群体从风险控制视角考虑，在部分地区施加的可持续约束有所加强，但是部分政府的长期目标可信度在减弱。比如，日本制铁部分股东在2024年6月21日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AGM）上，提案要求企业“改进其去碳化战略和气候信息披露，保护股东的长期利益”。
钢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当下的环境要求，更是着眼于未来的战略布局，这些行动具备显著的前瞻性和战略意义。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管理将直接影响企业的长期生存。如蒂森克虏伯承诺到2050年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企业运营碳中和，这不仅美化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声誉，也为其在未来的低碳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打下基础。
此外，企业在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积极投入，显示了其对未来市场变化的敏锐洞察。美国钢铁公司的SkyCycle™技术，不仅展示了企业在减排技术上的创新能力，还为未来参与碳市场交易奠定了基础（尽管美国整体的碳市场目前还处于“设想阶段”）。这种前瞻性行动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