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和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推进钢铁等行业实现超低排放,按下了钢铁等传统制造业绿色升级改造的“快进键”。“今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深化重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秘书长何文波表示,近年来,钢铁企业为努力实现超低排放,攻坚克难,加大环保改造力度,加快有组织排放治理补短板,无组织排放有效控制,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技术应用更加深入,污染排放总量不断减少,钢铁行业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中国钢铁行业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推进并引领钢铁制造全过程、全产业链的绿色革命,全力承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使命。

中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是惊世之举

何文波指出,在当今世界钢铁业,我国制定并发布的而且正在大规模实施的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标准,在粉尘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3项主要指标上,其严格的程度均明显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有的指标甚至差一个数量级,同时将中国钢铁行业单位产品排放强度指标大大提升至世界先进之列。相比一些发达经济体和国家的钢铁排放标准,我国的超低排放值较之加严,标准加严近10倍,不得不令国际同行和国外环保技术开发企业、机构赞叹与敬畏。

自2018年公布《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一批钢铁企业迎难而上,超低排放改造力度很大并取得显著进步与成绩,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贡献。

超低排放投入巨大,中国钢铁负重前行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要求对企业所有生产环节实施升级改造,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以及运输过程满足超低排放要求。超常规之法,必然要付出超常规代价(超高投入和高成本)。

何文波给《中国冶金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以1000万吨粗钢产能企业计算,超低排放标准出台前后通过实施环保工程改造达到全流程超低排放要求,按现在核查标准保守估算需投资约26亿元,吨钢投资增加260元。在不计前期超低排放治理设施设备折旧情况下,为保证达到超低排放指标要求,吨钢环保设施运行成本约增加50元以上。按全行业10亿吨钢产量测算,若全面实现超低排放,全行业相关技改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每年要增加运行费用500亿元以上。这对疫情后利润不断下滑的钢铁行业来说的确是个巨大挑战。

超低排放是探索之路,先行企业需要创新环境支撑

钢铁超低排放是创新升级、重塑产业绿色形象、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超低排放技术很多是蓝天保卫战中难啃的硬骨头,相关超低排放指标的稳定实现绝非易事,需要绿色制造技术不断创新、集成、优化、完善等,需要政府、钢铁企业、科研单位和环保技术装备公司等多方协力支持。

何文波委员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如此众多的钢铁超低排放技改工程,既让国际知名环保技术公司心生羡慕,但又因难度巨大知难而退。倒是国内之前做了大量钢铁环保治理工程的一批机构和公司迎难而上,不仅在本轮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技术升级改造中占得先机,还孕育了一批具有原创性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低排放装备技术,一些技术被行业评价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支撑实现超低排放目标的BAT技术(最佳可行性技术)。

但环保设施投运后,确实也存在一些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成本过高、使用寿命过短、运行指标不稳定等问题,一些企业指标宣传失真失实。对此,何文波认为,对超低排放创新技术既要强调实事求是,同时也需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对相关技术水平评价要客观,不要人为拔高,在实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指标波动,既要公平评估比选,也需要甲乙双方合力持续加强投入升级,保证其稳定运行效果。

建立各类有效机制 提升钢企超低排放积极性

不过,作为推进超低排放改造的主体,钢铁企业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客观问题。

何文波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有不少企业反映,虽然国家一直强调推进超低排放是企业自觉行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层层加码,将超低排放纳入地方强制性排放标准,忽视超低排放改造的技术难度,不理解相关技术的不成熟性和复杂性,对超低排放指标的波动性不能正面理解,造成了一些企业不顾科学盲目攀比数据的不正常现象。

还有一些企业反映,新冠肺炎疫情使钢铁超低排放改造进度受阻,许多改造项目由于施工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回归慢,原材料、设备的运输受到限制,技术交流、招标、设计和施工等进度均受影响,加之超低排放改造增加企业环保运行成本,更增加了疫情后企业生产经营的压力。目前政府文件中的许多支持超低排放改造的优惠政策有名无实,无法落地,或实际上大打折扣,严重挫伤了企业超低排放改造的积极性。

何文波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不少钢铁企业提出,对于超低排放改造中一些共性技术难题(如烧结氮氧化物的控制,哪个路线更好、成本低、更稳定等),建议在相关部委的指导下成立联合攻关团队,研究并指导各钢铁企业因地制宜地解决具体问题。同时,环保部门应加大对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和运行的帮扶力度,给实现超低排放企业比照差别电价进行奖励,改善金融机构对钢铁行业的融资限制等,建议对于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优秀企业不停、不限、不搬。

“持续推进超低排放,促进绿色发展是钢铁工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何文波强调。

他建议,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真改、实改、有实效,且经评估监测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企业给予更多激励。比如,统筹超低排放政府支持专项资金,减免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环保技改工程投入给予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鼓励企业在超低排放技术领域的探索者和创新者,让实现超低排放的企业充分释放优质产能,同时限制污染物排放较高的低质产能,对评估监测中弄虚作假、超标违法排放的企业依法严格处罚,创造并确保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公平和激励的环境。

此外,超低排放改造会带来一定时期内企业能耗回弹上升。对此,何文波建议,国家和地方在执行和调整能耗“双控”目标时,应统筹协同,避免企业左右为难。在政策及资金支持方面,建议由生态环境部和其他部委联手设立超低排放政府引导性专项资金及相关保障政策,提高企业投入改造的积极性。

此外,何文波还建议,国家应以降低环保类投资税额、减免环境保护税等方式加大对钢铁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资金支持力度,以充分调动钢铁全行业乃至相关绿色发展产业链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尽管疫情给中国钢铁行业带来很大的困难和诸多不确定性,但钢铁行业将秉持前所未有的决心,继续推进超低排放,并为实现前所未有的环保效果而努力。”何文波指出,以超低排放责任加身的钢铁行业,将针对制约钢铁绿色发展的难点、痛点协同发力,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打赢蓝天保卫战过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何文波最后强调,钢协也将积极支持配合生态环境部大气司等推动钢铁高标准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将科学规范、科学合理地开展评估监测,立足行业特点和企业实情,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及时公示各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进展情况,并适时召开典型钢铁超低排放改造先进示范企业现场经验交流会及关键共性技术专家研讨会等。钢协将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保证钢铁企业高质量实施、稳步推进超低排放改造。